10年间 中国股市已悄然发生质变

    “5·19”是一个陈旧的符号，它代表的只是中国股市过去的一段历史、一个场景——政策市、暴涨暴跌、投机气氛浓厚。今天，我们回顾它，可以重温中国股市的过去，反思中国股市的现在，展望中国股市的将来。

    1999年5月，正当世界牛市不断创出历史新高之时，中国股市（本文仅指沪深两市，下同）却反其道而行之，并企图再次探底1000点。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果断出手，立即推出了系列“救市”政策：清理整顿场外交易市场、开辟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等重大“利好”。

    “救市”政策立竿见影。1999年5月19日，沪深股市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5·19”行情。当天，中国股市高开高走，一路凯歌高奏，并收出了一根光头光脚的大阳线。上证综指一日暴涨4.64%。上交所一日成交额从此前20亿元暴增至42亿元。

    “5·19”行情持续了32个交易日，上证综指从1047点暴涨至1756点，即一个月时间大盘暴涨了78%。在这一个多月中，最大日成交额超过400亿元人民币，是“5·19”当天成交额的10倍。这就是中国股民和股评家们一直津津乐道而不忍忘怀的“5·19”行情。 　

　　近十年：中国股市悄然发生结构性质变

    1990年，中国股市在小心翼翼中开业。为了保住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一方面，大型国企不允许上市，作为“试点”或“试验”，一些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率先改制上市，成为中国股市的最大受益者。为此，中国股市成为了标准“袖珍股”市场，或者说是“公有制”中小板；另一方面，即便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上市后，国有股和法人股也不允许上市流通。因此，从中国股市成立开始，“股权分置”就成为中国股市无法摆脱的一道符咒。由于国有股与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这让中国的“袖珍”股市更加袖珍。

    由于国有股与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这让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它应有的“资源配置”或“资产重组”功能。大量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它滋生的更大风险是“国有资产的长期沉淀或无谓流失”。事实上，这一重大体制缺陷反过来可能会削弱国有经济的实力和地位。这显然是事与愿违的。

    1998年，国务院首次确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说得直白一些，所有国企必须改制上市，依靠股市力量，解开国企单一信贷融资的“死结”。1998年是一个典型的“灾年”。这一年，大半个中国爆发了百年未遇的大洪灾。同样是这一年，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作为“难兄难弟”，也是日子最难熬的一年。这一年，1/3的国企明亏，1/3的国企暗亏，1/3的国企微利。与此同时，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遭遇史上最为严重的非议，国际媒体认为，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可能高达50%，技术上已经破产。

    为此，国务院决定，大胆启动“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巨大功能。从1998年底开始，大批量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特大型、超级航母型的国有企业纷纷登陆A股和H股市场，并成功开启了“国企改制上市”的十年伟大历程。

    1998——2008年，十年间，各行各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基本上完成了改制上市的伟大历程。从钢铁到石油化工，从有色金属到航空汽车，从煤炭水泥到电力电信，从银行保险到证券，几乎所有大型国有企业全面改制上市。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大型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直接改变了中国股市的供给总量与结构。随着股市容量扩张，尤其是权重大盘股的大量上市，它们赋予了中国股市稳定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这不仅有利于解决中国“袖珍”股市的暴涨暴跌问题，而且更有利于“股市作为经济晴雨表”功能的发挥。

    不可否认，十年的国企改制上市，不仅激活了中国股市的巨大潜能，提高了中国股市的社会地位，而且重新激活了中国国企的巨大生命力。它们通过上市融资分散了单一信贷融资的风险，同时极大地降低了资产负债率，让国企的面目焕然一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起步于2005年5月的“股权分置改革”（俗称“股改”）具有深刻而伟大的市场意义。通过股本全流通，通过解禁“大小非”，可以释放出巨大的交换能量，扩大市场供给，还原市场真实定价机制，重新激活市场资源配置的人气。因此，股本全流通意味着中国股市的“市场化”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大步，它不仅可以抑制过度投机，化解高市盈率泡沫，而且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或“资源配置”的市场效率，真正搞活国有资产和法人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