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达沃斯的专家也不能预知未来

　　30日《泰晤士报》网站就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刊登了一篇题为《达沃斯的专家也不能预知未来》的评论文章，现摘译如下：

　　根据对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2000名行业领袖、诺贝尔经济学家和各国政要的一份调查，过去4个月来他们的信心“猛降”、对经济复苏的希望“蒸发”殆尽。只有21%的企业领导者现在预期自己的公司将会迅速发展(一年前是50%)，大部分人预期未来三年顶多出现缓慢而虚弱的复苏。

　　好消息是这些行业领袖、诺贝尔经济学家和政府要员对未来的判断通常是错误的。同《时代周刊》或《商业周刊》的封面文章一样，“达沃斯的观点”将是关于未来一个更可靠的“反向指标”。

　　为什么杂志所采写和调查的精英观点往往都是错的呢？这并不是因为杂志编辑和商业领袖愚蠢或不负责任。相反，正是因为这些人聪明和负责，他们才不愿在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情况下将一篇文章放在封面上或强烈表达某种观点。而等到所有这些卓越的人们确信某一趋势并得出近乎完全一致的调查意见时，可能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发现这一趋势并已采取行动，于是这一趋势也就没有太长的路可走了。

　　金融市场上代价最高昂的一句陈词滥调是“这次不同以往”。在每次投机狂潮中，乐观的投资者都拚命说服自己，认为自己发现了一种新的魔力，它可以让当前的繁荣比以往的“泡沫-破裂循环”更为持久。然而每次他们都被证明是错的。

　　但是那些嘲弄看多投资者容易受骗的犬儒主义者却忘记了一点，在看空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就像多头在每次繁荣中都宣称“这次与以往不同一样”，在每次滑坡中悲观主义者都坚持世界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灾难，因此这次衰退不会像以往那样继之以复苏。

　　从某种意义上讲悲观主义者是对的，每次衰退和金融危机的确不一样。这一次的驱动力是史无前例的信贷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原因是德国统一的后遗症和英国、意大利、瑞典被逐出欧洲货币体系；20世纪80年代是因为20%的利率和股市的崩盘；20世纪70年代是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加上石油危机和通胀。

　　每次经过一场不可思议的灾难之后，末日预言家们都宣称资本主义已经完蛋了、市场永远不会复苏、这次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然而每次世界经济都复苏了，资本主义活下来了。

　　当前世界经济的确面临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缩压力，但是跟这种通缩压力相抵消的是同样史无前例的扩张性力量：有史以来最低利率、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最快下跌、和平时期最庞大的公共建设支出，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有意愿和能力不惜一切代价加印钞票来支撑金融体系。

　　那么对于这场扩张与通缩之间的角力，我们能否预知其结果？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任何经济预测者都不能准确预言未来一年会发生什么，除非是碰巧。这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愚蠢，而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计算机模型乃是基于过去的经验，而且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剧变时期，计算机预测是没有用的。

　　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经济学家都毫无用处？非也。但这的确意味着我们不应该相信任何由计算机作出的定量预测，而应该回到对社会和人性的定性推理。这正是亚当-斯密和凯恩斯所理解的“经济学”，这也是为什么这门学科叫“政治经济学”。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从未宣称自己有能力预测未来，他们所作的工作无非是帮助人们理解通向财富的创造和毁灭的社会进程及政治与心理压力。

　　这些定性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超低利率和政府赤字支出的支撑下，谋利动机的创造性力量终将大行其道。

　　但是政治经济学不能够准确地告诉我们时间和发生方式。比方说，它不能够告诉我们英美是否会比欧洲大陆遭受更大痛苦(而一些计算机预测则认为会这样)，也不能够告诉我们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是否会因为其市场和政策更具灵活性而更早复苏(这是我所相信的)。它也不能够预测市场力量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新行业和工作机会，来填补伦敦和纽约杠杆融资崩溃后所留下的真空。

责编：庞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