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扎根中华沃土

　　抗日战争时期来华支援抗战的国际友人，大都相继离开这个令他们留恋的世界，但还有一小部分在世的友人仍然在为中国的发展默默地做着贡献，把生命深深扎在中华沃土，把中国看作自己家，现已加入中国籍的波兰人爱泼斯坦就是其中的一位。

　　幼年来华

	1938年6月，宋庆龄等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图为该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合影。左一为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全名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人家庭。

　　为了躲避残酷的政治迫害，爱泼斯坦将近一岁时就跟随父母原离祖国，不远万里，先到了日本，后于1917年到达中国。1920年全家定居在天津。父母的重大决定，改变了爱泼斯坦的命运。爱泼斯坦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落难香港

　　1937年华北风云突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爱泼斯坦的父母不愿居住在被日本占领的地方，忍痛离开自己的独生子，东渡太平洋到了美国。当时，爱泼斯坦22岁，担任美国合众社的记者。作为一名记者，他头脑敏捷，目光敏锐，把所有战地新闻源源不断地发往美国，以此来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爱泼斯坦不仅用笔支援中国抗战，而且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实际行动掩护抗日人士。

　　爱泼斯坦为了及时报道战地新闻，随着战局的发展而四处奔波。从北平到南京，从武汉到广州，他踏遍了南北大地。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爱泼斯坦转道去了香港，直接参加保卫中国同盟总部工作。在广州和香港，他结识了许多中国著名革命人士，如廖承志、胡愈之等。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日本飞机也突袭香港。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香港沦陷。爱泼斯坦由于来不及撤走，被日军关入集中营，处境十分危险。

　　为了尽早逃离虎口，爱泼斯坦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着机会。集中营设在海边一所学校内，紧临海边，利用大海，是逃跑的最佳途径。如果逃不出去，一旦被日本人发现，等待他的只有立即枪决。只要有一线生的希望，任何人都不会放过，更何况爱泼斯坦，这位对生活有着远大理想的青年人。他聚集了四位难友，其中有一位漂亮的姑娘， 名叫邱茉莉，出生于英国。邱茉莉也与爱泼斯坦一样，对中国抱着同情心，并走上支援中国抗战的道路。他们在狱中相见、相识、相助，爱情的火焰在苦难中燃起。

　　爱泼斯坦等5人经过2个月的精心筹划，制定了一个冒死逃跑的危险计划。1942年3月18日夜，爱泼斯坦等人先潜伏在铁丝网旁，当日军巡逻队过去后，他们立即剪断铁丝网，跑到海边，挖出事前掩埋在海滩上的小船，把船推向大海。。5个人跳上小船，奋力向深海划区。他们计划向当时活跃在香港地区的东江游击队控制的方向逃跑，但是一上船就迷失了方向。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一只船桨也划断了，剩下的一只也只好当作他们从地狱逃向天堂的拐杖。5个人拼命的划船，不停地用双手掏涌进船内的水。在茫茫黑夜，小船任由风浪吹打，5人的心也几乎破碎。第二天中午，他们飘到一个小岛，这个岛位于香港与澳门之间，当时，还有敌人的据点。5个人此时已筋疲力尽，晕睡在小船内。庆幸的是，岛上的中国渔民救了他们，帮助他们偷渡到澳门。

　　邱茉莉找到一为在澳门的朋友，并在这位朋友的帮助下，5个人顺利地离开澳门，登上了赴中国内地的征程。他们终于逃出了日本侵略者的地狱，开始了新的生命旅程。值得一提的是，在爱泼斯坦和邱茉莉等人逃离日本侵略者虎口之后不久，他们两人喜结良缘。

　　记者笔下的抗日将领

　　在抗日战争中，爱泼斯坦作为一名记者，做了大量采访和通讯报道工作。他不怕艰辛，不畏危险，奔波于南北战场。他用笔描述了抗日前线的国共两党军事将领的风采，讴歌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揭露了侵华日军烧杀抢掠的残暴行经。他生动、真实而又客观公正的报道，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有力的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这些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日后被收进1939年出版的《人民之战》和1947年出版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两本专著中。

　　爱泼斯坦在武汉还采访了中共驻武汉办事处的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将军以英勇善战、足智多谋而闻名国内。爱泼斯坦在采访过程中，为这位将军的一席话所感动：“我们的人是老战士，习惯于吃苦了。他们面临过粮食和装备奇缺的困难，吃过草。但是，他们同人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这就是他们能够战胜敌人的原因。”叶挺将军的话随即得到印证。爱泼斯坦果然在武汉看到与国民党军队有着天壤之别的新四军。新四军穿着粗糙的军装、赤脚，走在大街上。率领这样一支装备不整，但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奔赴前线与强大的日军抗衡，而且充满胜利的信心，爱泼斯坦由衷地对叶挺将军肃然起敬。

　　爱泼斯坦在半个世纪的记者生涯中，令他最激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1944年赴革命胜地延安访问。

　　1944年6月12日，是爱泼斯坦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接见了记者团，向记者们说：“欢迎你们在大热天来延安，这儿是一个偏僻的穷山沟。我们的工作是抗日。我们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也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推翻法西斯。我们要团结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爱泼斯坦还有幸单独采访了毛泽东。爱泼斯坦事后回忆说：“毛泽东很爱听人家说话，也不打断别人的话。我讲的话，有些是他感兴趣的，他总是耐心地听。毛主席很会分析问题，说话很有力量，很幽默，生活朴素，性格活泼。”爱泼斯坦随中外记者团离开延安时，毛泽东赠给他一幅自己画像并签名留念，毛主席画像他至今仍挂在屋内，这是他延安之行最珍贵的纪念。

　　在延安，爱泼斯坦还采访了“红军之父”——朱德。“我永远忘不了朱德那慈父般的神态。贺龙只要一出现，气氛就会活跃起来。在南泥湾开荒的王震，说话那么直率，像个庄稼人，他的手上长满了茧子。”聂荣臻将军告诉他：“日本报纸说皇军是狮子，八路军是老鼠，自然狮子扑鼠，费力不讨好。”陈毅将军向他讲述了国民党发动仇者快、亲者痛的皖南事变，并说：“我们没有垮掉，现在已经发展到10万人。这10万人弛骋在大江两岸，支撑了半壁山河。”

　　爱泼斯坦说：“从这些延安共产党人身上，长征的尘土还没有洗掉，为人民、为革命，他们什么苦都可以吃的。”

　　在短暂的四个月内，爱泼斯坦为这批年轻而成熟的中共领导人欢呼。在延安，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看到了圣地延安宝塔灯在照耀着中国的未来。爱泼斯坦满怀信心和激动，恋恋不舍离开了延安。

　　1945年，爱泼斯坦和妻子绕道印度到达美国。他不顾多年的奔波劳累，日夜写作，历时两年，终于把在中国尤其在延安的见闻记录下来，汇集成反映中国革命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后来被译成多国文字，使世界充分了解了中国的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正义事业，更加关注中国的革命。

　　老骥伏枥

　　1950年，爱泼斯坦夫妇在美国从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团那里，得到了来自新中国的问候：

　　“邀请你们回到北京工作。宋庆龄、廖承志等许多中国朋友问候你们。”爱泼斯坦心情异常激动，久久不能平静。自从离开中国后，他虽然身在美国，但心早已飞向大洋彼岸战斗过的中国。他深感离不开中国，情不自禁地说出：“那是我们的家啊！”

　　1951年6月，爱泼斯坦夫妇展转来到北京，又一次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参加《中国建设》杂志的创办工作。爱泼斯坦克服重重困难，忘我工作，终于使这本杂志在1952年胜利创刊。在爱泼斯坦的精心工作下，这本杂志从小到大，从单一文字到多种文字，不断扩大影响，行销全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量20余万册。世界人民通过这本杂志了解到新中国的建立，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

　　1957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爱泼斯坦如愿以偿加入中国籍。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我热爱着中国。”1964年，爱泼斯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期间，爱泼斯坦夫妇蒙受了不白之冤，然而他们并没有为此而消沉，文革后，更加努力工作，发挥余热，爱泼斯坦担负的工作和社会活动十分繁忙，除了办杂志外，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他还是三S（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研究会副会长。尽管工作很累，但他渴望为中国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我有生之年，我将比过去更加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爱泼斯坦对把自己一生献给中国人民非常自豪，他说：“是中国人民哺育了我，教育了我。…我深感庆幸，我这一生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人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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