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战局变化非常急剧。日本相继占领平津、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后,又展开新的战略进攻。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不愿发动群众和改革一党专政政治,使抗战前途蒙上了阴影。在此紧迫形势下,为推动全国抗战的顺利发展,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研究制定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策略,正式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并依此制定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形势,认为 “兵民是胜利之本”, 特别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广泛组织、动员一切民众力量进行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据此规定,党的任务是深入敌后,广泛开辟抗日根据地。
在徐州会战前后,中国主要是在国民党内,产生速胜论与速败论两种错误思潮,对抗战的途径和前途感到迷惘。洛川会议后,1938年5月,为了解开人们思想上的困惑,写作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明了中国抗战既不能速胜,也不会速败,而必然是持久战。为此,中国也必须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敌强我弱,故不能速胜。但是,日本是一个小国,人力物力资源都有限;敌退步我进步;敌人进行的不义的侵略战争,中国进行的则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敌寡助我多助,因此也不能速败,最终胜利必然是中国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据此,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步、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被后来的抗日战争过程的事实完全验证了是正确的。毛泽东重点分析了第二个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的特点,分析了在犬牙交错的战争状态下,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各种因素,指出相持阶段是中国转弱为强的“枢纽”。
根据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根据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的特点,制定了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即:在敌人后方放手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的游击战争。明确实行军事战略转移,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
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战略及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是指导中国抗战历程和前途的指针。指明了必须通过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制定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人力量、生长自己力量,以取得最后胜利的办法。它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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