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集：父母的房子

央视国际 2004年01月28日 15:19

　　今天我们要讲的三个故事，都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兄弟姐妹之间，而且都与房子有关。房子原本都是属于父母的，可是如今父母都去世或者老迈了，作为财产，房子应该归谁所有，就成了子女们劳心伤神的复杂问题。

　　

　　2003年初冬，在成都市近郊的一个普通居民区里，记者见到了这起官司的原告之一余伍英。几个月前，她全家从原住地搬到了这里。

　　记者：你当初为什么从轻工宿舍搬到这个地方？

　　余伍英：因为他们挑拨不明真相的群众，每天晚上，我们经不住他们折腾，我们只有走。

　　余伍英所说的“折腾”他们的人，指的是住在轻工宿舍院的同胞妹妹余午蓉一家。同姐姐一样，作为被告，妹妹余午蓉心里其实也在为同一件事情而烦恼。

　　余午蓉：我担心的是房子，到最后还不是我的，我就担心这个问题。

　　他叫余川东，余午蓉的同胞哥哥。

　　余川东：她为房子的事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

　　余川东所指的“她”，同样是妹妹余午蓉。余川东也是这起官司的原告之一。

　　余氏兄妹一共5人，两男三女。自父亲病故后，母亲谭少文一直和小女儿余午蓉生活在一起。2001年8月，谭少文去世，她名下的房子仍由余午蓉一家继续居住。余氏兄妹共同关心的，正是这套不足70平方米的房子。

　　在这场家庭纠纷中，大哥、大姐没有露面，二姐和排行老四的余川东，联手把小妹余午蓉推上了被告席。手足亲情，因为一套不大的房子，被彻底撕裂了。

　　余川东：自己的权益不能随便让给外姓人，不能让父母的心血被外姓人独占呀。

　　记者：这个外姓人指的是您妹夫吗？

　　余川东：就是。

　　在余川东心中，正是这个妹夫文绍坤的一再怂恿，小妹才起了独占父母遗产的念头。而文绍坤却认为余川东根本就没有资格谈分房产，因为他在父母生前没尽到孝道。

　　文绍坤：余川东和他父母的关系都不好。

　　余川东：不是这样，我母亲对我可好了。

　　文绍坤：他根本谈不上赡养，对自己的母亲管都不管。

　　余川东：我每个月定期给我母亲100元钱。

　　文绍坤：他凭他自己说，手续拿出来，东西拿出来，东西给谁了？

　　文绍坤反复强调，五个兄弟姐妹中，只有自己的妻子余午蓉真正尽到了孝心，而也正是有了他这样的女婿，岳母才得以安度晚年。就凭这一点，他们继承房产便顺理成章。

　　文绍坤：我作为一个女婿，我是很周到的。因为在家里，无论是吃的穿的，还是卫生，都是我帮助做的。

　　余伍英：不是他们照顾母亲，反而是母亲照顾他们两夫妇。

　　余川东：他是享受我母亲的照顾。我母亲身体好，帮他们带小孩。

　　双方无休止的争辩和理不清的家务官司，使人很难做出准确判断，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旁观者的描述中，分辨事情的真伪。

　　轻工宿舍院居委会主任王健：就是他们照顾，洗澡什么的全都是那个小女儿，这个事你可以去访问访问群众。

　　但对于想继承房产的余午蓉夫妇来说，这种声援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谁都知道，只有拿出法律依据，才能彻底打消哥哥姐姐平分房产的念头。于是，余午蓉夫妇抛出了杀手锏。

　　这柄杀手锏，就是母亲谭少文在去世前三年，即1998年订立的一份书面遗嘱。上面明确写道：她去世后，房子由小女儿余午蓉一人继承。

　　然而，遗嘱并没有像余午蓉夫妇估计的那样，封住哥哥姐姐的嘴，反而引起了更为强烈的反弹。

　　余伍英：因为母亲临终前她就跟我讲，房子反正你们五姊妹都有一份，也不是哪一个人的。

　　余川东：我觉得是伪造的遗嘱。

　　记者：按照余川东他们的说法，这份遗嘱实际上是你们夫妇二人伪造的。

　　文绍坤：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文绍坤之所以口气如此坚定，是因为在他们手中还有另一个重要证据：立遗嘱时，由于母亲卧病不能执笔，遗嘱正是由二姐余伍英的丈夫周荣华代写的。

　　文绍坤：当时如果是我代写的，你可以这样说，可以是假的，但现在是我的敌对方代写的。

　　这一点，两位被告都感到很意外。对此，二姐的丈夫周荣华并没否认，但他的说法同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周荣华在一家酒店工作。他说，那天早上，他正要上班，突然被余午蓉急匆匆拉走，说是请他帮个忙。当时余午蓉家中，除了正在睡觉的母亲，还有一个自称来自公证处的女人。

　　周荣华：那个女的就说话了，当时在她面前，有一个小桌子，一张纸放在那里，她说,我怎么讲，你怎么写。我心里急着买菜，我就写了。

　　记者：当时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写的是一份什么样的东西？

　　周荣华：没有，因为我挺急，巴不得写完就走人。

　　记者：你是意识到自己在写什么而没有在意，还是说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写什么？

　　周荣华：根本没有一点点意识。

　　记者：你平时是一个很大意的人吗？

　　周荣华：我老实跟你讲，我平时并不大意。

　　记者：为什么在这件事上显得这么粗心呢？

　　周荣华：我认为这个事，当时叫我写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就根本没放在心上。

　　记者：当时你工作有那么忙，以至于忽略了你在写那样一份重要内容的遗嘱吗？

　　周荣华：因为我害怕耽误酒店工作，害怕扣工资。

　　这就是周荣华所说的那位公证处工作人员，名叫刘丽蓉。让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刘丽蓉的出现并没能澄清事实真相，反而更使事情陷入了谜局。因为按照规定，对遗嘱进行公证，现场必须有两名公证人员，而且必须有一人持证，而刘丽蓉其实是一名律师，只算是四川省公证处设在这家律师事务所的代办处的一个代办人员。不仅如此，在这份公证书上，还错误地把立遗嘱的地点由谭少文家中写成了律师事务所。

　　那么，这场官司中，这份遗嘱究竟是不是谭少文的真实意愿？这份公证书究竟能够证明什么？让余氏兄妹争执不下的一份房产究竟该由谁继承？现在，所有人都只能等待，等待法院的一锤定音。

　　2002年8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终审判决：由于周荣华利害关系人的身份，他所代写的遗嘱应被认定为无效；四川省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形式上存在明显瑕疵，并非单纯的笔误所能解释，也属无效。谭少文的房产应由其5个子女共同继承。

　　一直判决，让输了官司的余午蓉夫妇难以接受。

　　文绍坤：你靠公证处这一点点笔误，就要把别人的房子拿走，打到最高院我也要打。

　　而作为胜诉方，赢了官司的余川东竟也丝毫没有表现出喜悦。相反，他正在忙着请律师、写诉状，准备继续打另一场官司，要与四川省公证处对簿公堂。

　　余川东：公证所实际上很不公正，造成我们极大的精神和经济上的损失。起码应该向我们赔礼道歉，另外，我们打官司花了这么多诉讼费、律师费，应该给我们赔偿。

　　看来，为了一套房产而打上法庭的余氏兄妹，现在都似乎是欲罢不能了。

　　一套房子，一份遗嘱，就这样让余氏兄妹间几乎水火难容。

　　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发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故事。这个故事仍然是发生在亲兄妹之间，也仍然是为了一套房产，所不同的是，它牵扯到两份遗嘱。

　　在石家庄棉纺二厂生活区，这栋楼上的一套67平方米的二居室房屋，是职工张福瑞生前于1994年分到的。由于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张福瑞和妻子就想到有必要料理一下身后事。

　　张福瑞夫妇共有一子两女三个孩子。但是，老两口却并不想把身边最大的财产，也就是这套房子留给子女，而是要留给他们疼爱的孙子张锚。

　　张少军：因为我父母在我离婚以后，对孙子的思念和对孙子这种感情时常超越我。

　　张少军是老人的独子，有了孙子当然是百般疼爱。可是，在孙子一岁半时，儿子张少军离了婚，孙子也被判给了母亲抚养。孙子的离开，成了老两口身体变差的原因之一。

　　1998年3月26号，两位老人共同立下了一份遗嘱。内容是：我们夫妻共同订立遗嘱，决定在我们去世后，由儿子张少军继承这套房产，留给孙子张锚。其他人均没有继承权，我们夫妻二人无论谁先去世，另一方不得更改或撤销本遗嘱。为了保险起见，两位老人请石家庄市公证处对这份遗嘱进行了公证。

　　张少军：我父亲和我母亲当时把这个房子为什么要先留给我，然后再留给孙子，就是因为能够很顺利地传给孙子，如果他直接把这个房子留给孙子，或者算遗赠的形式留给孙子的话，就无法控制产权将来能够顺利地保证给孙子。

　　2000年4月，也就是在老两口立下遗嘱的两年后，张福瑞去世了；相隔不到一年，2001年2月，老伴也离开了人世。

　　三个子女都有自己的房子，二位老人去世后房子也就空了下来，因为有老人遗嘱在手，张少军想把这套房子变更到自己名下然后再租出去。2001年底，张少军向房产产权管理部门提出变更了申请。然而正当产权部门将要批准房产过户的时候，却突然接到法院的通知，该房产已经被诉前保全，暂停所有手续办理工作。

　　张少军：房本都缴了，评估费都已经全部做完了，没想到2001年的11月16号，我突然接到了一个法院的传票，是我小妹要起诉我，要分割这个房子。

　　这个消息让张少军感到意外。因为对父母生前立遗嘱的事儿妹妹是知道的，如今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妹妹就怎么敢公然违背老人的意愿提出分房产呢？

　　然而当他怀揣着父母留下的那份共同遗嘱来到法庭上，想与妹妹理论时，他没有想到，一件更让他意外的事情在等着他。

　　张少军：在开庭的时候突然她拿出来了一份公证书，就是现在所谓的那个2000年7月10号订的第二份遗嘱。

　　这就是让张少军感到意外的第二份遗嘱，是母亲在父亲去世3个月后立下的：我现在决定撤销1998年与丈夫张福瑞立的遗嘱，现根据目前我的生活起居状况，将房产属于我的份额在我百年以后遗留给小女儿张少卿继承。而这份遗嘱也进行了公证。

　　那么，母亲为什么又要再立一份遗嘱呢？为了了解更多情况，记者几番与张少卿夫妇联系，张少卿的爱人终于答应在不出画面的情况下，在门外和记者聊几句。

　　杨爱军：她母亲一看（老头死了）儿子没有指望了，对不对，从他父亲去世，你问问张少军，如果他有良心的话，从他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在谁的地方居住，这个是我们一块儿的。

　　据了解，从2000年7月到2001年2月去世，母亲确实是由小女儿张少卿来照顾。这也正是被张少卿夫妇确认为母亲再立遗嘱的理由。

　　杨爱军：因为我们赡养了老人了。就是说老人的意愿把她的份额内的曾经有的（财产）把它更改了，给她的小女儿。

　　对此，张少军却认为，即使母亲在第二份遗嘱上签了字，但那也绝不会是母亲真实的意思。

　　张少军：我是怀疑，也许在某一种程度上或者某一个瞬间做的这个，我不能说是有人哄骗她。

　　一份房产，两份遗嘱，到底应该信哪一个？张家兄妹只能等待法院来裁定。

　　2002年7月，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判决，两份遗嘱内容相抵触，根据法律规定，立遗嘱人有权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故应以魏玉华最后的遗嘱为准。判决住房由张少卿继承北房一间，张少军继承南房一间，客厅共同使用。

　　对这个判决结果，张少军表示不服。一番精心准备之后，张少军将此案上诉到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11月，中院做出民事裁定：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长安区人民法院重审。至此，历经一年多的诉讼审理，张氏兄妹遗产纠纷案又重新回到了起点。

　　这场官司目前虽还没有结果，但它给张氏兄妹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却已经显露了出来。他们都因此而感到身心疲惫，几十年的手足之情似乎也已经丧失殆尽。

　　张少军：实质上在这两年中，我的精神包括我（现在）爱人的精神，那个损失是很大很大的。

　　杨爱军：你有血缘关系，你把脸皮撕到什么程度，你要撕，把它撕得很碎，剁烂了，仇人，父母不在了。

　　这样的后果，恐怕是已故的张福瑞夫妇生前没有想到的。就在他们留下的这份房产的门口，记者发现了一张“五好家庭”的奖牌，据邻居们说，这已经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一份遗产，两份遗嘱，由于双方互不相让，就这样使亲兄妹反目成仇了。

　　让我们再看一个发生在北京市通州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引发李氏兄妹纷争的，也是房子。与前两个故事不同，这个故事没有牵扯到遗嘱，因为李氏兄妹的父亲还在世，而且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当了两次被告。

　　在北京市通州区有一个叫粮食市的地方。在粮食市57号院里，住着李永龙老人一家。这个不大的小院里，共有九间房，其中北房4间、东房3间、西房南方各1间。

　　今年82岁的李永龙老人有2男4女共六个孩子。1996年，最小的女儿李宝平准备结婚，但是双方都没有房子。李永龙和老伴经过商量，决定将院中的一间不足18平方米南房送给她做新房。

	原告李保平

　　原告李宝平：别人都有房了，所以说把这间房赠与我结婚使用。

　　为了慎重起见，李宝平带着父母，到当时的通县公证处做了一份赠与公证。然而，婚后的李宝平却并没有搬到这间南房来住。

　　原告李宝红：我妹夫是农村人，完了之后农村有一种风俗，他觉得要是结婚住在女方有点面子上过不去。

　　就在李宝平结婚仅几个月后，母亲突然病逝。失去了老伴，父亲李永龙想到以后自己的生活就要靠两个儿子了，于是决定把57号院中的四间北房，分给两个儿子每人两间，由两人轮流赡养自己。对父亲这种想法，6个子女都表示同意。

　　大哥李宝树：分这个房子只是口头，并没有做出任何文字上的东西。

　　在父亲做出这个决定后，二哥李宝丰一家就从农村的老房搬进了57号院。由于其他兄妹都另有自己的房子，所以，57号院只有二哥李宝丰一家占用。他对房子进行了一番修整，并对每间房都做了自己的安排。

　　大哥李宝树夫妻都下岗了，生活不宽裕，看到弟弟一家占用一个院子，而且还出租房子挣钱，这对自己不公平。

　　大哥李宝树：我用四百几十块的工资维持四口人的生计，我认为就有点不太合理了。

　　由于为生计所迫，大哥李宝树多次跟弟弟李宝丰一家交涉，试图要回父亲当初分给自己的两间房，但都遭到了弟弟一家的拒绝。无奈之下，2002年6月，李宝树将弟弟李宝丰与父亲李永龙推上了被告席。

　　法院审理后，对此案做出了判定：当初父亲李永龙分北房4间的口头协议没有效力；并将57号包括东房和西房在内的共八间房重新依法进行了分割，父亲李永龙对其中一半有处分权，而另一半作为妻子的遗产分成了7份，由李永龙和6个子女每人各占七分之一，大约是7.3平方米。

　　法院使57号院中的八间房都有了归属，可惟独留下这间南房没有处置。因为这间房是1996年时父母赠给小妹李宝平的。

	被告二哥李保丰

　　但是，事情随后却再生枝节。小妹李宝平没想到，二哥李宝丰却说这间房不能归她，而是归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她的侄女李荣。

　　李宝平：父母赠给我的房现在怎么到李荣手里去了？

　　李宝丰提出，父亲在1997年通过公证把这间房送给了自己女儿李荣。

　　李宝丰：这个房就是赠与李荣的，合法有效。

　　在李宝丰手中，的确有一份他所说的公证书，而且都是由通县公证处做出的，赠与物同样是57号院的这间南房。只是这次公证与第一次公证之间相隔了整整一年。这不能不让其他兄妹感到怀疑，他们甚至认为这可能是李宝丰一手制造的。而李宝丰的妻子却对这种质疑断然否认。

　　李宝丰妻子周秀花：他爷爷爱给谁就给谁，别人无权干涉。

　　两次赠与都是由父亲李永龙做出的，那么，当初他是为何做了这样的决定呢？父亲李永龙：不知道，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小妹李宝平在获得父亲的赠与后，并没有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而二哥李宝丰却捷足先登，在父亲做出第二次赠与后，很快就将这间南房的产权过户到了女儿的名下。

	大哥二姐联手把小妹告上法庭

　　感到十分委屈的小妹李宝平，一气之下，将父亲和二哥告上了法庭。通州区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李宝平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而且没有实际使用粮食市57号院内的南房，所以第一次赠与不能生效。由于南房是李永龙、刘淑敏夫妇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永龙无权做出全部处分，所以赠给李荣的行为是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

　　一审判决后，李宝平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3年8月8日法院做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也就是说，这间惹起事端的南房，除了一半归了李荣外，另一半同样还是属于父亲和兄弟姐妹们所共有。

　　输了官司的李宝平认为，自己之所以打这场官司，就是感觉气不顺。

　　李宝平说：从情理上说，如果能坐下来的话，我什么都不要都可以。

　　其实，如果当初兄妹们真能够有机会坐在一起，这场纷争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但是，他们终于没能坐下来。而现在兄妹不和的这种局面，一定是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父亲最不愿看到的。

　　观众朋友，看了发生在这三家的故事，不知您是怎样的感受。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法院虽然对这三起官司都有了一个了结，但对三家兄弟姐妹之间情感的结，法律却是无能为力的。家庭内部、亲人之间出现纠纷本来在所难免，但是否就一定要撕破面皮、对簿公堂呢？其实，以血缘关系缔结的亲情是亲人间实现沟通最好的纽带，也是化解家庭纠纷最好的钥匙。欢迎观众对此发表您的看法，并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