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集：曾经是战友

央视国际 2004年01月24日 17:38

　　道理是越辩越明，官司并不是非打不成。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观众朋友，过年好！欢迎收看《经济与法》春节特别节目《不该发生的官司》。

　　

　　第一个故事中的老战友，一个家在湖南，一个家在福建。他们之间之所以染上了官司，就是因为他们又走在了一起，成了经营上的合作伙伴。

　　这里是湖南省攸县丫江桥镇的仙石村。这是地处湖南东部的一个偏僻小山村。1995年，为了实现“村村通有线”的口号，县里派人在村委会的房顶上架起了两口“大锅”，从此为仙石村的乡亲们接通了外面的世界。当时，村委会还腾出了几间房，并拿出了20万元建起了一个有线电视站。

	被告龙福权

　　他叫龙福权，现在是电视站的承包人，也是惟一的工作人员。而就在一年多前，他的这个电视站还有另一个合伙人，那就是他的老战友陈元庆。从1999年开始，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两位不分彼此的老战友终于把这个电视站办得日渐红火了起来，也有了不错的赢利。

　　可是，2002年的一天，龙福权突然接到了一张法院的传票，是陈元庆把他告了。

　　龙福权：他当时给我提出来打官司的时候，我也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会走到这一步。

　　说到陈元庆，龙福权从他珍藏的一本影集中拿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左边的是龙福权，右边的就是陈元庆。这是他们20年前在部队服役时照的。

　　龙福权：我们原来都是很好的战友，都是一个连队的，并且是一个班的。

　　其实，陈元庆的家与仙石村的电视站隔着千山万水，远在福建省莆田市西天尾镇的渭阳村。当记者来到这个同样偏僻的小山村见到陈元庆时，他也拿出了一张和龙福权手中的那张一模一样的照片。两张同样的发黄的老照片，承载着怎样的一段经历，又承载着怎样的一份友情，只有照片上的人心里最清楚。

　　陈元庆：当时我们都还年纪很小，总觉得很有趣，一起吃、一起住，经常坐在一起聊天，讲家乡的什么事什么事，以后回去怎么样怎么样。

　　1984年，陈元庆从部队退伍，回到了家乡福建莆田，第二年，龙福权也退伍回到了家乡湖南攸县，从此，两个要好的战友天各一方。

　　要说龙福权最初能够想到要承包他的家乡湖南仙石村的电视站，其实还与当时远在福建的陈元庆承包另一个电视站有不小的关系。

　　1995年，有线电视同样在陈元庆的家乡兴起，凭借在部队掌握的无线电技术，陈元庆参加了莆田县广播局的技术培训，并很快承包了他所在的西天尾镇上的有线电视站。经过两年的经营，电视站小有收益。

　　陈元庆：我们到了1997年，在短短的几年里面，我们发展得很快，在镇上发展得很快，有两三千户用户。

　　就在这期间，龙福权和妻子从湖南来到陈元庆的家乡福建莆田打工。有空的时候，龙福权就到陈元庆的电视站帮点忙，也因此了解掌握了许多相关的技术。看到陈元庆经营的有线电视站能赚钱，龙福权就动了心思，也想能不能回家乡去，把自己村里的有线电视站承包下来。

　　于是，龙福权就放弃了打工，从福建回了湖南。他忙着跟村委会协商，没想到很顺利地得到了村委会的同意。村委会与龙福权签订了一份协议，规定从此以后整个电视站的所有事务都由龙福权负责，所有开支也自行解决，村里不再贴钱，并且，每年龙福权要从每一户的收视费中拿出50元钱上交村里。

　　当时，龙福权承包下来的电视站因为长期没有技术人员维护，已经是半瘫痪状态，线路需要重新检修，所有的电视频道都需要重新接收、调试，村里的农户们住得又相对分散，还得挨家挨户去检查线路，一个人很难忙得过来。于是，龙福权想到了在这方面有经验的老战友陈元庆。

　　龙福权：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他，他就过来了，过来帮我一起搞。

　　陈元庆是放弃了他承包的电视站过来的。两人成了共同经营仙石村电视站的合伙人。陈元庆的到来，让龙福权的压力顿感轻松，电视站的业务进展得非常顺利。两人起早贪黑地干活，吃住在一起，不分你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几年前。

　　创业之初，两个人有什么事儿都是商量着来，为了减少开支，压缩成本，他们因陋就简，一人准备了一个小本儿，收了多少钱，支出了多少钱，各自经手了哪些费用，分别记了一本账。

　　记者：为什么不请个会计呀？

　　陈元庆：两个人的账不需要请会计。

　　龙福权：我们那么小的程序，还请什么会计，请了会计（自己）就没的吃了。

　　一般情况下，龙福权管钱，并且负责从农户那里收钱，所以收入的账目一般记在龙福权的账里，陈元庆有时也收，收上来的钱交给龙福权。买设备有时两人一起去，有时单独去，花了多少钱各自记各自的账，对账的时候互相确认。

　　陈元庆：他记他的，我记我的，今天哪里收了多少钱，他回来报一下，他记他的。

　　龙福权：我反正交待他，把账都理好，我给你的（钱）就是给你的（钱）， 你就列好（放在）一边，你给我的（钱）就是你给我的钱，你就列好（记在）一边，你到我这边拿了多少钱，你也列个账，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算。

　　起初，两人还时不时对一下账，后来一忙起来，也就顾不上了。

　　由于钱是龙福权管，陈元庆要用钱，不管是公用还是私用，都得跟龙福权要，但互相从不打借据，至多是各自记个流水账。

　　记者：你没有让他给你打收条？

　　龙福权：没有，我们都没有打收条。

　　说到打条儿，龙福权说，这么多年的战友，处得像亲兄弟一样，借点钱还打条儿，这也太见外了，两人都压根儿就没有过这个想法。

　　电视站的收入来源主要靠收取初装费和每户每月8元钱的收视费。在经历了2年的亏损之后，到了第三年，也就是2002年，电视站开始有了赢利。这时的陈元庆以为，苦尽甘来，收获的季节到了。于是，他想到要和龙福权核对一下账目。因正赶上春节，龙福权说要忙着走亲戚，没有时间，让他等一等。

	原告陈元庆

　　陈元庆：后来一直推，一直推到半年，我又找他结这个账目，他就又没有空，再过几天再过几天。

　　陈元庆迫切想知道电视站的赢利情况，这样才好分红。可是一提到对账，龙福权总是找借口推三推四。等了一段时间没结果，陈元庆就想了个主意，他私下请村干部曾四元要来了龙福权手里的账本。

　　龙福权：这个事情村里面当时是骗我，骗我要算账，其实我也不知道是陈元庆叫过来的，到最后我才知道。

　　村干部曾四元找来了村会计。经过对龙福权记的账本的一笔一笔收支算下来，知道了三年来电视站的总收入大约是20万元，但刨去支出，账面上实际赢利只有4752.80元钱。而从账面上看，陈元庆还以个人名义累计从龙福权处借了2万多元现金。也就是说，陈元庆别说分红了，他必须再倒贴进去1万多元才能使收支平衡。这个结果是陈元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

　　陈元庆：差距就那么大，没办法再对下去。

　　陈元庆自己也算了一笔账：新用户的初装费是每户400元，每户每月的收视费8元钱，总共发展了500多户，收入应该将近30万，何况，设备置办齐之后，除了买线，也没有什么开支，怎么会不挣钱呢？

　　陈元庆：当时来讲，按我们预算，我们账目的预算，一个人可以分到几万块钱的利润。

　　算账这件事给了陈元庆不小的打击，他甚至对龙福权的为人开始产生怀疑。

　　陈元庆：我们三年里面，赢利只有四千多块钱，根本不可能，他把这个收入少报，支出多报，变成了不平衡的账目。

　　请人算账的事，不久就让龙福权知道了。这让龙福权内心也很难接受。在他看来，电视站确实是没挣到钱。明面儿上是有些收入，20万多一点，可是杂七杂八的开支一刨，自然就剩这些了。

　　龙福权：根本就没有钱，农户还有的钱也收不到的，还有的赖皮的，拖欠的，都有。

　　自从那次算账之后，两人在一起话越来越少，再后来，龙福权干脆从一起住的家里搬了出来，在电视站里搭了张床，支了个灶。一对好朋友之间开始有了明显的隔阂。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算账的事谁也再闭口不谈。这让陈元庆心里感到越来越着急。陈元庆说，起初他还在想：毕竟这么多年的战友了，最好还是私下里解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元庆感到，等待是不会有结果的。

　　陈元庆：没起诉的时候，我也给他讲了，我最后一次给他打个电话，你这个账目到底算还是不算？他当时嘴也讲得很硬，他讲我不算这个账目，要算就按照原来那个账目算。村委会他们结出来那个账目算，不算就不算了，后来最后讲不算可以，那好，那我们等到法院上再见。

　　20年的朋友似乎就这样走到了尽头。陈元庆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除了解除双方的合伙关系，清算合伙账目，还有分割合伙财产。

　　2003年3月3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做出了终审判决：一、解除陈元庆与龙福权之间的合伙关系，二、龙福权向陈元庆支付人民币50484元。判决之后，龙福权因为发现了新的证据，又向法院提起了申诉，目前法院已进入了再审程序。看来，龙福权和陈元庆这对老战友之间的官司还要接着打下去。

　　两个老战友，一对合伙人，因为一笔糊涂账，就这样闹掰了。

　　我们下面要讲的另一个故事，同样发生在一对老战友之间，与龙福权和陈元庆不同的是，他们一个是另一个的老板。

　　这个故事，与这项叫做摩托车越野的运动有关。这是一项竞技性强、危险性告的极限运动，因而参与者很有限。也正是因为它所存在的高危险性，直接导致了这个故事的结局。

　　山东菏泽的苗胜，天性勇敢，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就迷恋上了这种运动。

	原告苗胜

　　苗胜：因为我家和体委是邻墙，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有在那训练的，我一看这个挺刺激、挺好玩，特别喜欢，就天天趴到墙头上去看，他们训练的时候我就去看。

　　1986年6月，苗胜终于如愿以偿了，他被选进了山东菏泽摩托运动队。由于训练刻苦，成绩优秀，不久就被选拔进了八一体育运动队，成了一名专业赛车手，同时也成了一名军人。1987年，苗胜就开始代表八一队参加全国锦标赛，并很快成为全国摩托车越野运动的顶极赛手。

　　苗胜：最好的成绩就是全国锦标赛冠军和七运会冠军，再加上海南有一个国际邀请赛，我也拿走了冠军。

　　张广义是苗胜在八一队的队友，也是他的老大哥。对中国摩托车越野运动来说，张广义可算是元老。他曾经代表国家参加过亚洲锦标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八一队的日子里，苗胜和张广义一起并肩作战，为八一队赢得了很多荣誉。但是，由于这项运动的渐被冷落，1996年，八一摩托队不得不解散，两人自然也就各奔东西了。

　　虽告别了八一队，但张广义并不想告别摩托车越野这项他深爱的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张广义终于组建了自己的赛车队，过起了又当教练又当队员的日子。2002年，他找到了一家赞助企业，并承包了这家企业的摩托车俱乐部。而要实现他对企业的承诺，他必须要有好的选手。他第一个想到的人，自然就是苗胜。

　　张广义：因为我比较了解他，才和他合作的，他的水平是可以拿第一的，我答应企业拿第一，所以我要找一个能拿第一的车手来合作。

　　然而，离开赛场已5年之久的苗胜，这时因为有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孩子和一个温暖的家，已不想再重返赛场了。

　　苗胜：因为当时我真的不想再出来了，我觉得这个项目比较危险，会有伤残，再一个因为有家庭什么的，我觉得要对他们有个交代。

　　可张广义并没有放弃，他坚信苗胜对这项事业仍有感情，不会轻易离开赛场。经过一次次的劝说，苗胜终于决定加盟张广义的俱乐部，参加全国锦标赛。

　　苗胜：当时他找我，大概找了不下十次，一个是出于大家是队友又是老乡、朋友，我觉得能帮他一下，在别人最困难的时候去帮他一下，我觉得这种是出于一个人的内心情感在里头，不是我纯粹在你这要得到什么。从那么多年走过来，对这个事业还有好多感情在里头。

　　一对老战友又走到了一起。但是，苗胜关于危险性的担心，却在复出后不久就应验了。

　　2002年4月，苗胜进入了紧张的赛前训练。为了便于管理，张广义和他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苗胜在2002年参加赞助商组织的商业表演和国内各项比赛，张广义则分期支付苗胜全年包干工资10万元人民币。并且还约定，苗胜必须每站进入前三名，全年个人总成绩第一名。因为只有取得了前三名，才能上领奖台，才能达到给赞助企业做宣传的目的。

　　这样的约定似乎有些苛刻了，但双方却对此都充满了信心。

　　张广义：他拿这个第一，他太有实力了，因为你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去年比赛，我们各个队，苗胜是一个什么实力，我想每个队都会讲，绝对能拿第一。

　　苗胜：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是肯定的，我相信我自己能拿到冠军。

　　合同签完没过多久，2002年全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拉开序幕。苗胜不负众望，在第一站重庆、第二站昆明以及第三站银川的比赛中，分别获得了两个冠军、一个季军的好成绩。虽然比赛只进行了一半，但前三战的胜利还是让他们欣喜若狂，因为只要苗胜在后三站的比赛中正常发挥，拿冠军是没有问题的。每站比赛结束，他们都要用各种办法庆祝胜利。

　　苗胜：就那种内心的高兴，可能是没法用话语去形容的。

	被告张广义

　　张广义：比赛结束以后我们都庆祝，作为一个教练员，我更想给他们打气。

　　前三站比赛结束后，张广义按照合同的约定，先支付了苗胜5万元工资。随即全队又进入了紧张的训练中，因为眼前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剩下的后三站比赛，每一站都至关重要。然而，事事难料，9月22日，苗胜在常规训练中，摩托车突然翻倒，人被摔了出去。

　　苗胜：就是在正常的训练中我摔了一跤，摔了一跤当时摔下以后肩触地，锁骨骨折。

　　张广义：当时我的心情什么滋味也说不出，很难表达，你埋怨他也晚了，咱首先得先治病。那天晚上我陪他一晚上。

　　苗胜的突然受伤意味着他不可能再参加即将开始的第四站比赛，这样一来，他根本不可能取得全国冠军，不仅如此，就连整个队伍的团体成绩也会受到影响，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苗胜，张广义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

　　为了保证全队的团体成绩，张广义只得物色新的人选代替苗胜参加了后三段比赛，但成绩很不理想，没有实现对赞助企业的承诺，张广义失望极了。

　　张广义：因为企业对我有要求，我没有给企业完成任务，企业要罚我，这都是互相挂钩的，因为企业本身要求我拿个人全年第一，没有了，失去了。

　　比赛结束，合同也到期了，这时苗胜的伤势也有所好转了，苗胜便找张广义来要剩下的5万元工资，却被张广义断然拒绝了。

　　苗胜：合同期满以后我去找他，我就说了这个问题，我就说你们这个钱为什么不给我？

　　张广义：他说你看我受伤了，你看这个钱？我说什么钱？其实我没挑明，我让他自己说，他说全年工资，我说苗胜我还应该给你吗？既然是朋友，我该说的也要讲，我该给你吗？

　　张广义觉得苗胜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取得个人冠军，也没有参加企业组织的商业表演，属于违约。所以，这剩下的5万元不该给。

　　张广义：这种事要凭良心，我们签订的协议定的是10万块钱，是在完成任务的情况下。

　　而苗胜却觉得，自己是因为受伤才不得不中断后三站的比赛，所以张广义不给钱是没有道理的。

　　苗胜：全年工资是10万，我参加了三段，你给我5万属于很正常，后三站我摔伤了，你不给我，你有点不合理。

　　苗胜还说，为了保证全队的团体成绩，在养伤期间他曾向张广义提出要继续参加比赛，履行合同义务，但张广义没有同意。因此，中断比赛的责任不在自己。

　　苗胜：我说那样吧，要不我回去参加比赛，因为毕竟我对人的承诺我要去做到。

　　张广义：我当时觉得有点可笑，你这个锁骨骨折了，你说可以参加也能参加，但参加没什么意义，你锁骨骨折还能进前三名？

　　两个人本来都对拿这个冠军充满信心，可苗胜这一跤，却把什么都摔没了，一对朋友也因此闹僵了。

　　由于没有实现对企业的承诺，张广义不仅没有拿到应得的奖金，还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损失。

　　张广义：我得损失50万，就苗胜这一跤摔的，将近50万，我一点不夸张。

　　经过多次的协商，苗胜和张广义终于没有达成一个统一意见，最后苗胜找律师进行了咨询，将张广义告上了法庭。

　　苗胜：我觉得因为5万块钱走上法庭，对人和人的感情来说真的是不值得，但是我为什么要把他告上法庭，我觉得总得有一个说法。

　　张广义：我觉得苗胜让我失望，就是说老乡、战友这两点让我失望，真的。

　　对苗胜感到失望的张广义，一气之下也向法院提起了反诉。张广义觉得苗胜摔伤给自己造成了损失，所以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张广义：我当时反诉苗胜，就是要索赔返回我3万块钱。我并不是对这个钱看得太重，我主要想争这个道理。

　　张广义坚持认为，苗胜摔伤是由于个人不慎造成的，责任应该由个人来负。因为苗胜没有参加完比赛，是违约在先，所以自己不但不应该给其余的5万元，苗胜还应该返还自己3万元。

　　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人意料，苗胜本来想要钱，可没想到现在还得倒赔钱，他当然更想不通了。为了打赢官司，他只得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苗胜：因为当时场地，出了很多不平的坑，再加上下雨，场地已经不规则了，所以说很容易造成事故。

　　苗胜觉得，自己摔伤是由于场地的原因造成的，他不会故意让自己摔伤，所以摔伤是个意外，属于不可抗力所至。

　　苗胜：我觉得摩托车是比较高危险的运动，受伤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不可抗力，什么时候摔伤那根本就说不准，谁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摔伤。

　　的确，我们相信苗胜不会去故意摔那一跤。那他摔伤究竟是不是属于不可抗力？他能不能拿回那五万元的工资？而法院又会不会支持张广义的反诉请求呢？

　　2003年7月14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苗胜受伤不属于不可抗力，苗胜的行为构成违约。

　　最后，法院驳回了苗胜的诉讼请求，支持了张广义的部分请求，判令苗胜返还张广义一万元。

　　法官：我们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了根本违约，但是鉴于原告已经部分履行的合同义务，被告已经获得了一定利益，另外合同中也没有约定在什么情况下不支付工资，所以不能全部免除被告支付包干工资的义务。

　　法院最终给张广义和苗胜了一个说法。但一场意外导致的官司，却也无情地伤害了一对老战友之间多年的友谊，张广义和苗胜已经互不来往了。

　　观众朋友，看了这两个故事，您也许有许多话要说。两对友谊深厚的老战友，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又走在了一起，而最终却都又不欢而散，究竟是因为什么？难道就简单的是彼此间的利益之争吗？难道除了上法庭就没有别的解决矛盾的可能吗？这个过程中，有哪些是值得当事人认真检讨的？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参与我们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