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 "没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

　　探索中国前进的中道

　　美国当地时间2008年10月13日上午7时40分，保罗·克鲁格曼在博客中更新了一句话：“一件有趣的事情今天早晨在我身上发生了。”他说的这件有趣的事情发生在40分钟之前，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的经济学奖颁给这位来自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以表彰其对“贸易格局分析与经济活动区位”所做出的杰出研究。55岁的克鲁格曼也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009年5月13日，这位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来到广州，访问时代周报。这份年轻的报纸，在去年11月18日的创刊号的《名家专栏》中，就刊登了克鲁格曼《奥巴马：借鉴罗斯福》、《萧条经济回归》、《奥巴马政纲》等一系列专栏文章。时代周报与克鲁格曼的结缘，与其说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如说他与时代周报有着共同的哲学，有着一些相契合的理念。

　　和中国改革一道与时俱进

　　为什么克鲁格曼最终能赢得经济学家的最高荣誉和广大公众的尊重？作为萨缪尔森和索洛的同事与好友，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是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然而，他又对经济领域的一些教条化倾向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与警惕，他始终关注着旧理论在新的时

　　代下所表现出来的缺陷。当他发现在工业大规模兴起之后，相对优势理论并不能够解释现代国际贸易，他创建了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人们对共和党的所谓自由经济理念都趋之若鹜的时候，他却提醒大家正视凯恩斯的价值；1994年，他严重质疑了当时正如日中天的亚洲经济；2000年起，他看淡美元，认为商品市场将出现长期牛市；2001年，他又认为油价可能进入飙涨期；2006年，他呼吁关注美国房价潜在的暴涨暴跌风险；2007年以来，克鲁格曼一直对美国经济和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很显然，这几次他都对了。这就是克鲁格曼，一个总能在教条与谬误流行最高潮时站出来说“不”的人，一个总能切中这个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先于他人说出这个时代最需要转变的观念，并用深刻与理性的分析给出解答的天才思想家。

　　与流行的谬误作战，和中国改革一道与时俱进，不媚官，不媚俗，在描绘世界精彩中塑造这个时代中坚群体的主流价值观，同样也是时代周报的时代使命与价值所在。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7年多以来，全方位开放的中国从未遭遇像今天这样的国际化剧变，这可谓是改革30余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回头看7年前的电视剧，都有恍若隔世之感，我们现有的主流媒体，能够以全球视野跟上时代的步伐，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新形势下引导和塑造一个正确的主流价值观吗？很显然我们的媒体落伍了，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只会在简单的意识形态上纠缠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不再需要与现代商业社会格格不入的老旧思想，我们不再需要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的愤青媒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眼光敏锐，能凝聚中国改革最有建设性的智慧，能以国际视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精英媒体。这就是时代周报的追求！

　　克鲁格曼说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分析师，而不是一个称职的拍马屁师”。“让我们一起分析”，这是克鲁格曼的角色，也是时代周报的角色。时代周报就是要为中国的现代商业社会做一个合格的分析师，告诉读者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分析这些事都意味着什么。

　　在国际视野中思考中国

　　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刻却偏激，适合做某一领域的创新急先锋，但其理论不能作为公共理论付诸实施，往往与大众绝缘；另一类是思维冷静全面，善于集各家之长，适合做引领社会前进的公共知识分子。

　　克鲁格曼似乎更属于后者，虽然他也同样具有一流的专业领域的创造力，但他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是普通读者的良师益友。他同时也是《纽约时报》、《财富》等主流媒体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他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是凯恩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大师。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是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许多公司都想请克鲁格曼为它们作商业咨询。时代周报也致力于成为专业学术界和财智精英之间的桥梁，在报道重要新闻的同时给读者以深刻的解析。我们拥有数百人的专家库资源，每周都有的"时代沙龙"至今已举办了24期，这里云集了中国一流的公共知识分子，与读者一起分享和探讨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流价值。更重要的是，时代周报网罗了一批思想活跃，学养深厚的青年媒体精英。这里所有员工均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硕士占总人数的24%；博士占4.7%；归国留学人员占4.7%。他们很多都受过严格的专业学术训练，读者可以在这里看到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分析；他们很多精通外语，有着良好的国际学术素养，能够把最先进的西方理论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思考中国改革；他们很多都有着敏锐的现代意识，爱好广泛，能够将深邃的基础理论用于中国的商业社会实践，他们希望和克鲁格曼一样，能够为读者提供有商业资讯价值的新闻与评论。克鲁格曼对美国的批评告诉我们，当一个东西上升为教条图腾的时候，谬误即随之而来。不管这个图腾是计划经济，还是自由市场。回首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总是在一个图腾到另一个图腾之间做极端的钟摆运动，始终找不到正确的中道。或许到了今天，时代周报愿意与克鲁格曼这样的作者一起，和她的“30 00万财智精英”读者一起，探索中国前进的中道。

　　克鲁格曼 像孩子一样的大师

　　美国当地时间2008年10月13日上午7时40分，保罗·克鲁格曼在博客上更新了一句话：“今天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一件搞笑的事情。”然后是一个地址链接，点开链接，就会发现进入了诺贝尔奖的页面—他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这种行为有些孩子气，与我们心目中一脸严肃的学者形象大相径庭。不过，仔细研究克鲁格曼这个人，会发现“孩子气”可能是最适合形容他的词—不论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还是作为政论家的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两大理论贡献

　　新贸易理论

　　在克鲁格曼之前，国际贸易模式主要是被理解为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国际贸易发生在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之间，而俄林解释了贸易为什么发生在两个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

　　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人们观察到的现象却是，国际贸易更多地发生在经济发展程度相仿的国家之间。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是在李嘉图的基础上，引入了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阐释了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

　　纯为兴趣而治学

　　作为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像个孩子一样。

　　1978年，克鲁格曼写了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当他在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宣读这篇论文的时候，会场一片嘈杂，那些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大腕没有人注意这个年轻人。不过，随着他论文的宣读，会场渐渐安静了下来，当克鲁格曼的演讲结束后，与会者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不到90分钟，克鲁格曼就步入杰出经济学家的行列！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

　　同样在1978年，克鲁格曼在繁重的研究任务之余，花费了不少时间写下了另外一篇相当“好玩”的文章—模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研究货物以光速在国家之间运输的前提假设下，商品如何定价的问题。

　　这两件发生在克鲁格曼25岁时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克鲁格曼对于经济学的态度：“当人们问我，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时，我完全可以说一些诸如为了人类的幸福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老实说，真实原因是我认为经济学是如此有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正是深觉经济学的好玩、有趣，克鲁格曼在经济学上成就非凡。

　　克鲁格曼在大学二年级时就以一篇论文深深地打动了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24岁就做出汇率危机的基本模型；38岁就获得了专为杰出中青年学者而设立的“克拉克奖”；55岁获得诺贝尔奖……30多年里，出版了超过20本著作，发表了200余篇专业论文。

　　如今，克鲁格曼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创始者，而他的贸易理论模型则成为教科书上的标准模型，人们赞美他的理论是“现实主义、优雅及洗练的结合体。它能够为数以千万计的讨论贸易、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尤其是经济地理的论文提供基础性的支持”。

　　克鲁格曼的这种“兴趣导向”的特征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一事上也展露无遗。

　　克鲁格曼承认自己想获得诺贝尔奖，不过原因很可能是“身边的人都拿了”（他曾经和萨缪尔森、索洛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用一个办公室）—“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