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不差钱” 缺少的是制度和规则

　　□ 招银国际总裁 吴晓辉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在目前经济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为社会各方高度关注，利益相关方从各自角度出发发表评论，可以说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

　　有关该问题的社会议论不断升温“发酵”，已经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加以评判，似乎高管薪酬问题是当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要拿出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劲头来加以对待。情绪化过重可能使我们看待这个问题会丧失理性，经济过程中的出资人、经理人和员工追求利润、收入最大化是其基本动机，可以说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看这种追求是否在社会允许的法律制度框架下，是否按“游戏规则”出牌，如果满足了这些约束条件，是守法合规取得的收入，那么在道德上就没有什么可谴责的，而且还要鼓励。

　　高管薪酬与其说是道德问题还不如说是规则制度问题，我们要拷问导致这些问题的背后所存在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出了问题。中国的市场改革已经推进有些年头了，但是在企业治理结构方面，要素市场的建设规范方面，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方面都还存在大量问题，要么没有规则，“摸着石头过河”，要么规则不合时宜，“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导致社会经济生活运行的“潜规则”盛行，多利益角度冲突，引发社会公平问题的诉求，当前对高管薪酬的热议恰恰是这一问题的反映。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今天，以科技进步为主导的产业发展，带来了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改变，科技的进步使得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走过了以实体经济为主导的短缺经济时代和以虚拟经济为主导的过剩经济时代，正在走向以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并重，以解决供求在时间和空间上多层次的均衡的信息经济时代。在创造价值的主要因素，由“体力”为主转向以“智力”为主，或由物质因素为主导转向以精神因素为主导的过程中，参与价值分配的要素出现新的市场均衡，物质资本、智力资本、劳动力资本在收入分配结构中的重要性此消彼长，从总体上看科技进步，导致收入分配中的资本定价为主转为知本定价为主，因此，当前热议的高管薪酬是属于智力资本的回报问题，高管薪酬总体提高反映了社会进步，反映了智力因素（含管理能力）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加大，但是智力资本回报总体增加，并不代表每一个国家、地区、行业、企业具体的高管收入水平就是合理的，或者说实现的过程并不一定是公平合理的，这就需要对收入分配过程的规则制度进行科学、合理、公平的设定。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在国内甚至国际引起广泛质疑，其根本在于三个层面的规则制度问题。一是企业治理结构问题。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可以有效的协调企业各方的利益关系，通过出资人、经理人、员工的三方互相制约达到均衡。但是当前我国在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方面确实还存在许多问题，政企不分、“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等，都严重影响了企业利益相关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科学性；二是要素市场的发展问题，市场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价值发现，职业经理人薪酬高了还是低了要从市场找标准。但是我国目前要素市场的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职业经理人市场根本没有发展，高管薪酬没有评价标准，带来社会质疑在所难免；三是收入分配政策问题。分配政策的制定主要是考虑不同行业、地区发展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从而制定规范合理的收入分配标准和原则，重点是要剔除不同方面的“级差地租”问题，科学、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可以有效的促进经济发展，达到参与各方福利最大化。但是我们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在初次分配领域，既没有考虑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的区别，也没有考虑物质资本、智力资本、劳动力资本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差别，在二次分配领域里，税收、福利政策也没有起到好的调节作用，导致社会对分配结果的质疑是完群可以理解的。

　　从这几年来公布的高管薪酬情况，确实存在着不合理，透露出背后“游戏规则”的许多问题。这里面重要的是存在两个不平衡，一个是垄断性行业的高管薪酬与竞争性行业的高管薪酬不平衡，垄断性行业的高管薪酬明显偏高，这些行业在享有国家垄断保护的条件下，高管却享有与国际接轨，甚至超过国际水平的薪酬收入，这明显透露出我们收入分配政策的不公与苍白。另一个不平衡就是高管薪酬与投资人回报、员工收入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年，高管薪酬与员工收入、投资人回报之间的差别越扩越大，这势必影响企业内部各方的利益关系，引发矛盾和对立，最终影响企业发展。

　　高管薪酬问题，实际上是反映了其背后的收入分配体系和政策制度的问题，在改革开放走过二十多年的今天，确实需要我们反思，我们要从社会经济运行内在价值创造的主导因素变化的基础上，及时地、不断的修改完善法律、政策、制度，从本质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而不能仅仅靠所谓的“限薪”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行政方法来个“难言之隐一洗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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